陈乔山以前压根就没接触过经济学论文,他也没兴趣看那些东西。
论文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其内在价值是为了研究相关的经济学内容。
写论文的目的是为了科研,而不是科普,因此就决定了文章中不能带感情色彩,而且论文必须有难度,还得有深度,否则就没有科研价值。
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经济学论文就是严谨枯燥的八股文,受众有限,自然也谈不到广泛传播。
陈乔山没看过正经的经济学论文,不正经的倒是看过一些,不过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歪理学说,真要是写出来,严教授估计得活活气死,也省得看着他败坏北大的门风。
即使陈乔山看过高水准的论文,他也不会做个文抄公给照搬过来。
纯学术的东西不是你想抄就能抄的,在严教授面前,或许简单的几个问题就得露馅,那纯粹是在找不自在,不过这完全难不倒陈乔山,他准备另辟蹊径。
陈乔山曾看过一篇论文,作者是北大的社会学博士,虽然是一篇社会学论文,不过研究的却是经济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这篇论文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却又不枯燥乏味,文中没有堆砌数据,也没有五花八门的经济模型,很接地气,不仅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更是一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论文。
更奇葩的是,这篇博士论文的可读性极强,在发表以后,瞬间火爆网络,成了一篇国民论文。
陈乔山看过这篇文章,他也只看过这么一篇跟经济学有关系的高水准论文。
当然,社会学跟经济学是有区别的,而且它们还有过激烈的碰撞。
两者一共有过三次较量,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
第一回是“方法论之争”,社会学完败。
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第一次较量,是有二百多年底蕴的经济学对尚未完全建立的社会学,进行的一次不公正的打压。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经济学老大哥欺负社会学小弟,胜负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第二回合,经济学帝国主义诞生,社会学再次完败。
社会学家指责经济学有局限性,没有适当地处理经济行为得以发生的非经济条件问题。
例如,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市场的价格总是正确地反映实际价值,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不完整的。
第三回合,新经济社会学的建立,社会学不仅败了,而且败得彻底,差点直接被经济学给融合了。
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家批评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是不靠谱的。
这跟席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是一个意思,却比其早了近一百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部分社会学的内容被融合进了经济学。
社会学跟经济学相爱相杀,借用某党姓宏观经济学家的话,三次较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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