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的版面给他们争论施政得失,因此送到崇祯面前
“垃圾帖子”倒不是很多。而且同时看到正反两面的论战,也让崇祯在判断上更为谨慎。
朱慈烺并没有将报纸视作
“民主”大杀器,对他来说,能够控制舆论、增加工作效率,这才是报业存在的意义。
最多就是让民众有个发泄渠道,反正不喜欢的可以不看。到了北面,这《特赦令》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暴。
几乎所有节行不全的官员,都收罗了一份南面来的报纸,将特赦令供在自己家里。
有些书肆为了挣钱,单独刊印《特赦令》,卖给那些官员,黑话叫做
“保心丸”。之所以要用黑话,因为多尔衮很快就针对《特赦令》发布了第二条愚蠢透顶的令旨:敢私藏、传播报纸者,斩!
轻信者为奴!有哪个被抓住的人会承认自己轻信报纸?所以被抓住的,都是人赃并获以私藏、传播之罪被斩首了。
于是汉官再次出现了弃官潜逃的风潮,最高的一日竟然达到了十余人。
其中犹有吏部侍郎陈名夏,带着两个家人弃官南下,在天津上船出海,在莱州上岸,奔赴济南行在。
朱慈烺在济南安排了一次宴会,虽然皇太子本人没有出席,但是去了一位阁老,许多与陈名夏有关系无交情的官员也奉命捧场,每人都做了许多诗词,集结成册,免费刊印。
朱慈烺之所以对陈名夏格外关照,不单单是因为吏部侍郎官高位重,同时也是因为陈名夏实乃大明失节官员的典型。
甚至可以说,整个大明都不会有人比陈名夏更加没有操守的了。陈名夏字百史,江南人氏,乃是崇祯十六年的探花郎,初授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
这个起点是高标准的清流路线,只要自己不行差踏错,大明国运不败,四十余岁入阁辅政是没有问题的。
国变之时,陈名夏失节降闯,其实也不过和在京的两千余名官员一样。
李自成逃离北京之后,陈名夏没有留下事清,但是他跑到半路,听说江南在大兴
“顺案”,要严惩失节降闯的官员,便又逃回了北京。在满清,陈名夏官复原职,旋即又擢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
所以说,他比那些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失节官员更多了一次降而复叛的经历。
得到了这样一匹马骨,朱慈烺自然是要好好消费一番的。在这个没有照片、录像、博客的时代,要想让千里之外的人相信一些东西并不容易。
谁都不确定陈名夏是否真的得到了善待,而且朱慈烺也不可能真的给陈名夏一个高官厚禄的待遇,否则就违背了人力资源管理原则中:内外公平。
而且物议汹汹,万一有人口无遮拦捅破了
“千金买骨”的窗户纸,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诗集就是一个不错的道具。
明朝是诗词大兴时代,虽然精品极少,但数量上却远胜唐宋。官员送往迎来,做几首诗词属于基本套路。
如果聚会来的士人多,诗词数量自然就多。主人家将这些诗词编为诗集,刊行于世,与其说是在炫耀众人的诗词文采,不如说是炫耀聚会规格。
所以拿着厚厚一本主题明确、作者众多的诗集,足以证明陈名夏受到了极高礼遇。
而这些与会作诗的官员,也都为朝廷做了背书——官场上是没人会去为一个注定要倒霉的家伙捧场的。
这本名为《归南集》的诗集以最快速度传到北京,:新的一周求推荐票~~~求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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