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很有市场的,而莫汉少校这样的人,更是所谓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所信奉的是印度人民党的那一套。也就是纯正的印度教徒们所愿意看到的那一幕。
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却是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人民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尽管人民党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的得票率很低。不过由于人民党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现在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该党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这也就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崛起的土壤所培育出的一颗怪异的果实。确切的说,这是印度本土所谓的“大印度情结”的结果。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9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就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即这种现象“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所以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而1990年代初,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譬如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更重要的是,在军队之中,越来愈多的种族主义者开始出现,印度国内的那种激进的种族和民族矛盾出现的时候,印度人民党却是利用这种思潮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政治方面,该党批评国大党压制民主和政治腐败,提出了“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并且说什么“价值在这里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意味着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很显然受到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印度民主主义者的吹捧。
而在经济方面,印度人民党批评国大党的面向西方的发展战略威胁了印度文化的生存,主张用圣雄甘地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至于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人民党党主张靠印度教文化的复兴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家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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